在孙振华的书柜里，放着一本国际仲裁的案例集，这本案例集是他在人民大学读在职法律硕士时，和导师赵秀文教授第一次见面时得到的礼物。后来，年轻的他决定远离“眼前的苟且”，下决心辞去了原来的铁饭碗，追寻自己想要的远方，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后来的这7年，他渐渐成了一名出色的海外法务工作者，作为中冶集团港澳地区的法务总监和国际仲裁结下了不解之缘。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中冶集团港澳地区的法务工作的？
孙振华：我是2010年从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辞职去中冶集团的。2006年，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本科毕业，我们那个年代流行考公务员，考去法院、检察院或者政府机关才算“优秀毕业生”，我恐怕不能算是“优秀毕业生”，我太太、当时的女朋友继续读研究生，我为了能够“留京”，便选择了考公务员。
在门头沟法院，我先后在民一庭和派出法庭工作，传统民商事案件经历了很多，但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就像这两年流行的这些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然后，当时有一个机会，中冶海外工程有限公司正在招聘员工，它是中冶集团海外业务的平台公司和海外工程业务的“领头羊”，多年来业绩不俗。我了解了情况之后，觉得既是央企，待遇也好，又能出国，刚好应和了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的想法，所以立即报名，经过多轮的笔试、面试，最后被录取。
孙振华：去了之后，一开始的感觉是很吃力。在法院的时候基本不会用到英语，所以工作四年期间基本没有讲过英语，来到这个海外公司后，客户全是讲英语的，当然也有非洲客户讲法语、俄罗斯和东欧客户讲俄语。所以没办法，只能逼自己重新开始学，否则无法接电话、发邮件。
当时我还住在门头沟，每天到三元桥上班的路途会在地铁大概花2个小时，于是就用MP4听新概念英语。口语不行，就报了一个新东方的辅导班……就这样，大概半年后，英语勉强可以对付了。后来，去马来西亚、香港谈业务、改合同时，发觉法律专业英文还是不行，没办法，只能坚持自学，买来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也把别人签的合同拿过来看，向人请教。就这么在北京总部干了2年，刚刚觉得能胜任工作了，就被派到香港去了。
问：什么时候去香港的，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孙振华：开始以为是“诗与远方”，后来才发现工作还是要从琐碎与细节开始。2012年4月，我被公司派到中冶集团香港分公司，一开始只是一个小角色，给香港籍的法律合约经理Anny Leung当助理，工作就是帮Anny Leung打文件，查资料，干一些琐碎的活儿。当时也不懂，后来才知道，Anny Leung是香港法律合约界的大咖，声名显赫，能给她当助理是件很难得的事。
经过一年时间后，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回头看，都特别感谢Anny Leung，如果没有她，像我这么一个没有英美法学习背景的大陆法科生，可能很难在香港地区搞法律合约工作。
2013年年初，Anny Leung离开中冶，当时也没有特别合适的人来接替她的职位，所以领导就让我临时顶一下。我后来回想，这恐怕也是想试试我能否胜任这份工作。那个时候我对工作特别紧张，每天都干到晚上11点、12点，然后早上五六点钟又起来去公司，大量的工作，用中文干都费劲，更别提用英文了。
到2013年年底，我被正式任命为香港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法律合约部经理，就算是你们说的“法务总监”了。我想，可能是通过总部领导的考察了，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了。
所谓“任用就是最大的锻炼”，从个人来讲，获得职位，是对个人最大的激励，也是交给了你责任和使命。后来，2014年度，我就拿了中冶海外的“最佳执行力奖”，2015年度我担任书记的驻外人员党支部是中冶集团的“优秀基层党支部”，我被评为中冶集团的“优秀党务工作者”， 2016年度我又被评为中冶集团“优秀共产党员”。
问：从内地到香港，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孙振华：我之前在大学里学法律时，接受的是大陆法系的教育，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本科毕业后，在门头沟法院工作期间，在人民大学又读了一个法律硕士，虽然也选修了“法律英语”“国际商法”这些课程，但是毕竟不是英美法正规的教育，所以基础还是不够扎实。
我们的业务又是在境外，如果只是中国法的问题，哪怕不精通，也知道个大概，但是香港法的规定，甚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法律，就只能靠自己查资料、请教当地律师了。有的时候，尤其是谈判的时候，效率很重要，要迅速做决定，基本上就是靠“感觉”，就是法律人依靠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去做出决断的那种“直觉”。
而且因为都是跟境外客户打交道，所以跟在国内自然不一样。像我从小生长在内地，如果是在国内谈，顶多十分钟，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哪个领域的、哪个专业的、出生在哪里、以前干过哪些工作，对客户大致就有一个判断了，但是如果对面坐着一个香港人、印尼人、马来人，恐怕就不是一天半天能猜透的了。这也是为什么境外项目一般谈判周期都比较长，大家互相了解、建立互信需要一个过程。
问：在香港乃至东南亚，你一定也体验到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对你处理法律事务有什么影响？
孙振华：香港的法院、仲裁中心的公正性、公信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诉讼仲裁的时间会更久一些，就像咱们在法理学上探讨“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一样，很难两全。在法律业务的处理上，英美法的一些基本理念、一些知识性的东西，还需要去学习和掌握，才能够更流畅地工作。
我们在香港的业务范围，主要是港澳地区，向内辐射珠三角，向外辐射东南亚。例如东南亚，这里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特点，印尼是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却是“千岛之国”，去哪里都要坐小飞机；马来西亚的话，“西马”经济发达，“东马”经济差一些但是景色好……这些国家也有共性，比如普遍华人多，而且华人都是中产阶级以上，比如佛教国家多，比如普遍存在腐败问题……
哪怕是近在咫尺的香港和澳门，二者虽然仅距离一个小时的船程，但实际上在文化、商业环境上差别很大，香港人敬业、拼命，澳门人则比较懒散，享受生活……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文化历史背景、民众的性格、商业的规则，都是要去多学习和积累的，这样在谈项目的时候，你才可能跟对方谈笑风生，让他们觉得你是“懂行”的。否则，要么觉得你“不靠谱”，不想跟你合作，要么觉得你好骗，忽悠你……
问：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孙振华：从法务工作的角度看，会经常发生的问题就是，东南亚的客户总想“突破规则”。
他告诉你，法律在他们国家没有用，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搞定，或者只要他们的部长、将军出面，什么都能搞定。我就告诉他：“既然你什么都可以搞定，那就写在纸上，你承诺了的就是你甲方的责任，别将来无法落实。我们不要特权，我们是国家的企业，不可能跟你乱来，大家都是平等的合同相对方，不管是谁违约，都要追究违约责任。合同里约定了我们的工作范围，如果我们没有做好，那我们交罚款，但是如果合同里约定了该由你提供的条件，你没有提供，或者延期提供了，那也必须向我们赔偿额外的成本……”
还有一些人寄希望于“你们这么大的央企，肯定有很多关系，可以搞定……”，我会对他们说，你不要多想，我们是中央企业，有我们的信誉和影响力，只要你的项目符合条件，肯定能够获得政策上、财务上的支持，但是如果你怀着“抱大腿”的想法，希望来玩“空手套”，那对不起，我们的风险控体系是很健全的，我们会对你进行背景调查，要实地踏勘你的项目现场，要求你有资信证明、预付款，甚至要有抵押，有付款保函……每年因为这些条件不满足而pass的项目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问：对法务工作，你是怎么看的呢？
孙振华：一般来讲，法务工作容易变成“传声筒”“传令兵”。大公司的很多法律业务会外包，尤其是诉讼、仲裁，包括一些问题需要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一般都会外包给律师事务所去处理，这是专业化的需要，也是考虑了成本、效率等因素。
我认为，对于小而精的法务部，法务工作是“急诊科”“分诊台”和“地震仪”“避雷针”，出了问题，第一时间是法务介入，那么我们法务部门就要立即做出诊断，做出应急处理，跟急诊科的职能一样，先保住你的性命，进行包扎和止血，把损失降到最低，然后搞“专家会诊”，把项目、财务、工程管理、审计等各个部门召集在一起，大家一起来研究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最后就是“对症下药”。如果需要请专家、主任医师，就找大律所、名律师，如果是常规问题，就找小而精、有业务专长的律所，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法务部自己解决。没有问题的时候，就建章立制，搞好内控，做好“地震仪”“避雷针”，内部监控，发现问题就提出来，立即整改。如果哪个部门不整改，那它将来闹出地震了就要承担责任。
问：法务总监在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孙振华：作为法务的负责人，要对公司所有的法律事务负责：小到领导签字，比如解释某个文件的作用、能不能签、该不该签；大到几亿美金的合同，里面的商务条款是怎么订立的、有没有漏项，成本、工期、质量、安全是否都考虑到了，风险是不是打足了，将来执行阶段会遇到什么问题，脑子里要有一个“假想敌”，如果出现了哪类问题该怎么办，如果发生了某种极端情况怎么处理，需要处理很多烦琐的东西。
公司内部管理有OA系统，所有相关人员，项目部的、营销的、财务的、法律的，都要会签，签了字就说明你认可了，一旦你没有想周全，就会被人质疑你的法律业务水平。
问：除此之外，你还是公司的副总，这二者怎么来平衡呢？
孙振华：我这个副总经理，主要是管法务，就是你们说的“法务总监”，当然，还得管经营，管业务开发，企业毕竟是以创造利润为中心的。说老实话，法务人员搞业务，容易畏首畏尾，对风险考虑得多，对不确定性考虑得多，有时候说的意见多了，营销人员不爱听、不耐烦。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二者应该相互理解。法务部门是费用部门，不是创收部门，要甘当绿叶，多服务，多帮衬，帮助营销部门把项目谈成，赚钱，而不是拖后腿。这就要求法务部门能够提出意见，同时要提出解决方案，不能只提问题和风险，不提解决方案，那也是不负责任的。
问：到现在为止，你在香港工作多久了？
孙振华：2012年4月我就被公司派到香港了，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因为香港天气很热，所以基本上除了工作外，每年的5月-11月份，我有大半年时间下了班是不出门的，就是在宿舍看书、写文章。平时会阅读一些历史类、哲学类的书籍，基本上每一代kindle出了，我都会买，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工具，里面可以储存好多电子书，不伤眼睛，便于携带，我基本上到哪儿都会带着。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种家国精神，更是一种修养的体现，没有这种境界，像我们这种驻外人员，两地分居、在外面孤独寂寞、工作劳累，饮食差异、气候差异，都是很难克服的。
问：做好法务工作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孙振华：事实证明，良好的法律教育、基本功是很必要的，法务人员需要那种“直觉”和“决断力”。一些查询不到的东西，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就要靠这种“直觉”和“决断力”。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思路上都是能判断正确的。当然，这也与日常下功夫进行学习、研究有关系，也不能全靠“猜”。很多时候也都是有依据的，遇到一个事，解决了，就积累了一个经验，下次再遇到同样的事，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我特别赞同霍姆斯大法官那句话，“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孙振华：我认为，法务最重要的就是“决断力”，面对出现的问题，要迅速厘清脉络，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关键点，提出解决方法，而且要花最少的成本、用最快的速度来解决。
一个好的法务人员，必须是懂业务、通商务甚至懂技术的，干境外项目，还要再加上一点“懂风土人情”，这方面，“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很适用。我们现在一直在推行属地化建设，这个属地化，不光是人员的属地化，也有管理上、企业文化上，甚至是经营方式的属地化，“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只有这样，才能搞好企业。对于法务人员，要明确自己的定位，自己是为经营业务服务的，是保驾护航的，所以，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像是请保镖，无论是谁请，都一定会请一个比自己身强力壮的，如果体力、武功还不如自己，那请保镖就没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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