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军：快消品企业头疼什么

1975年出生的黄晓军，看上去不过三十出头的样子，而对于颜值这个问题他还是有点介意的，他说公司法务这个职业，就像是律师、医生、会计师一样，越老越吃香，长得不够着急非常不利。不过好在他那份详尽的个人简历里，可以清晰地看到42岁那个真实的黄晓军。

199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在工商局法制科做过两年公务员， 2001年取得了被誉为亚洲哈佛的日本一桥大学法学研究科的硕士学位，2007年又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硕士学位，精通日语和英语。在国外生活了8年的黄晓军，做过日企的公司法务，在美国和中国律所工作过……积累的经验会时不时地跳出来给予他事业上的帮助，对于他成为蒙牛集团法务部负责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铺垫。

方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企业法务工作的？

黄晓军：第一次接触企业法务工作是我在日本读完硕士之后，去了一家日本跨国公司的法务部，当时总部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在这个公司所从事的法务工作主要包括海外投资、合同起草、合规性审查等等，算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历练机会。

那时候正好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很多国家都非常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记得当时有一个词叫“China Boom”，就是中国热潮，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很多跨国公司都想来中国投资，我所在的日本公司向中国投资的心情也是非常迫切的，他们第一阶段是看中中国的生产能力，第二阶段是看中中国的市场能力，当时这家生产办公机器的日本公司应对迅速，把80%的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来了，我当时有一半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完成合资公司的搭建，起草合资合同等法律事务。

方圆：最开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工作？

黄晓军：在这家企业，我曾经遇到过比较复杂的数家企业互相代加工的项目，需要完成跨数家企业合作的OEM代加工合同。因为数家企业的专利权加起来可以覆盖整个机器，保证生产中的每一个零部件都不会侵犯其他方的专利权。当时有个项目是由两家日本公司和一家台湾公司共同参与的，好几十页的合同全部都是英文的，我需要准确无误地掌握合同中所涉及的业务内容，包括这个项目会涉及的各种部件的生产时间，以及后期销售等情况，所以需要三个公司之间协调好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我需要与公司业务部门同事一起事先规划好每一个步骤，避免出现中间环节的漏洞，并反映到合同内容中去，因此这种情况之下，一个OEM合同可能要谈数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方圆：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黄晓军：这是我的第一份企业法务工作，也是我做法务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我觉得把客户服务好的同时，自己也会觉得很开心。日本人做事情比较细致，各种常用的合同都会整理出多个版本的模板，比如小到非常基础性的保密合同，也会根据是单方保密还是双方保密，是己方披露的信息重要程度高还是对方披露的信息重要程度高进行区分。各种版本的合同模板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我的工作风格也保留了这种做事情细致的习惯。

方圆：在职业过渡期，都经历了哪些工作上的变化，是否有一些收获，重回法务圈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黄晓军：在想要尝试新的平台之前，我去美国律所工作了八年。当时正处于中国热潮时期，不仅众多日本大型公司和日本律所开始聘用中国人律师，连一流英美所的东京办公室也开始聘用中国人律师，我正是在那一波中国热潮中较早地进入了美国律所的东京办公室，聘用我的那家美国所因为专注发展国际业务，其东京办公室在2002年率先开始聘用中国人律师，其后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发展，美国律所的东京办公室聘用中国人律师成了一种常见现象。

我是2002年进入美国所的东京办公室的，一半的时间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业务，主要是与对中国投资相关的业务，另外一半的时间处理美日企业间的业务，主要是并购交易。当时有中国企业参与的大型并购还比较少，大型并购较多发生于美日企业之间，我跟着一个会讲流利日语、娶了日本太太的美国合伙人律师做并购，学到了很多并购方面的业务知识。

在这家美国律所的东京办公室和北京办公室我一直工作了好几年，身边的同事大部分是美国律师或者在美国接受过法学教育的中国律师，大部分沟通、会议、业务文件都用英文，于是我也萌生了去美国大学的法学院进一步学习的愿望。

2007年，我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美国所有法学院中排名第四，是一所历史悠久、学术一流的法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学习以及随后报考纽约州的司法考试，都不轻松，阅读量巨大，日子过得紧张充实，并没有发生刘强东哥伦比亚大学邂逅奶茶妹妹那样惬意浪漫的故事。除了假期与同学们去秘鲁旅行了一趟、以及抽时间看看纽约的几个博物馆以外，印象中几乎每天都是看书学习和看书学习，但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八年间，我从年轻律师做到了资深管理律师，也培养了自己的团队，业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早期做律师的时候，每天都会工作到晚上9、10点以后，有大项目的时候通宵熬夜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做律师是件比较辛苦的事情，但总体来说还是可以适应和承受的。

在从律所重回法务工作前，我还在2家中国律所做过合伙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曾经被派驻到一家德国跨国公司法务部亚澳并购组，办理很多并购、合资交易，在领教到德国律师的认真、细致和固执（与日本律师高度类似）的同时，与该公司法务部同事的共事让我有机会重新体验了做企业法务的感觉，开始打算重回法务圈。

方圆：重回法务圈就选择了蒙牛？

黄晓军：蒙牛在香港上市，这些年变化很大，主要股东中既有央企也有外企，已经不是大家印象中那家典型的民营企业，在我看来是一家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2014年正好有一个机会，就来到蒙牛，开启了职业生涯的一个全新的旅程。在蒙牛做法务负责人，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预算经费硬性约束之下把工作做好。蒙牛是香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通过半年报、年报很快地就体现出来了，所以预算管理在蒙牛内部有相当严格的控制。目前我们一共有25名法务，呼和浩特和北京这边的法务人员比例大约是1：1，在预算硬约束的情况下法务的工作量非常饱和。

方圆：工作量饱和，你们法务部有与外部律师合作吗？

黄晓军：当然与外部律师有合作，我们初步建立了外部律师库，还在不断完善过程中。特别是在地方律所方面信息还是有些欠缺，因为快消品企业销售区域是多省份的，涵盖30多个省份，很多业务会发生在外地，理想中是每个省可以有3到5家合作律所。现在选用外部律师，都会严格按照三方比价，有的案件费用我们会压到一两万元。当然我们也有支付上百万元的律师费的项目，比如我们有子公司收购澳洲的一家公司，再比如蒙牛最近收购了现代牧业，都是比较大型的并购，这种案件律师费会到百万元以上级别，所以如何选择一家能力过硬、费用合适的律所，也会挑战法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方圆：在蒙牛，企业法务部门是如何服务于其他部门的？

黄晓军：这个涉及法务的内部分工问题。蒙牛分为常温事业部、低温事业部、冰激凌事业部，还有奶粉是一个单独的香港上市公司，另外还有做植物蛋白饮料的合资公司。法务可以根据法律上的专业领域来进行分工，比如知识产权、并购、诉讼纠纷解决等，这些法务更需要一些专才；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公司的业务部门来划分，也就是根据你在公司所服务的对象来划分，比如几个法务部门分别对应几个事业部，再细分的话可以有部分法务对应销售，部分法务对应生产，这些法务更需要通才，各方面都要懂一些，比如审阅合同、提供咨询、处理纠纷等等。我们的法务部是结合上面两种分工方法搭建的架构，由于工作量比较饱和，所以架构很扁平，管理人员也亲自干活。

方圆：据说，有的企业法务部门和业务部门有冲突。你们存在这个问题吗？

黄晓军：法务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是各国企业都会有的普遍现象，我在各国企业都观察到过。要解决这个问题，靠两方面：一方面需要法务人员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另一方面需要业务部门多理解法务工作的重要性。法务部就是个天然要防风险、踩刹车的部门，法务部扮演的是一个“闸口部门”的角色，“闸口部门”是以前蒙牛的法务留下来的说法，我觉得挺形象的。

但我同时也强调，法务部也是一个服务部门，服务和合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某些项目、某些时间点上服务功能可能更多一些，在另一些项目、另一些时间点上法律合规风险管控职能更多一些。法务部门既要有法律合规方面风险管控的能力，又要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在偏重于服务功能的项目和时间点上要把业务部门服务好，这样业务部门才会对法务抱有更多理解，甚至心生感谢，继而在法务部门扮演“闸口部门”角色的时候，来自业务部门的阻力和抱怨会小很多，互相理解嘛。

比如在业务部门需要调取大批量历史合同进行分析时，或者是发生纠纷需要法务部门帮助解决时，这些时间点都是法务有用武之地可以提供增值服务的时候。如果法务部门光进行管控，人家会觉得你在拖他的后腿，矛盾就会加剧。反过来，在对业务部行使风险管控的时候，如果已经和业务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就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其实在律所工作过的律师，服务意识一般还是比较强的，客户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不把衣食父母服务好，你吃什么。当然，我以前在别的公司也听到有些法务抱怨，对业务部门过于言听计从的话，难以防住风险，还会把自己累死，其实也有一定道理，所以如何在服务与“闸口”之间把握平衡，需要很多经验、技巧和智慧。

方圆：快消品行业经常会遇到的法律问题有哪些，法务部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

黄晓军：职业打假人是每个快消品企业都会面对的比较头疼的问题，每年到我们法务部来的咨询大概在十起以上，多的时候二三十起也会有。

所谓的职业打假人，他们已经不是在靠打击假货为生了。蒙牛也会遇到很多比如说仿冒我们“特仑苏”牛奶的假货，如果职业打假人真的以打击假货为生，我们会特别欢迎。我更愿意称他们为职业诉讼人，他们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找碴，主要从产品的包装或者广告用语上来寻找他们所认为的瑕疵。比如说产品“不含人工合成色素与香精”，我们想表达的是这个产品不包含人工合成的色素和不包含人工合成的香精，职业打假人会说你这个是表达不包含人工合成的色素和所有的香精，如果产品含有天然香精，那你就是虚假宣传，类似这样的。后来我们就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尽管会看起来非常啰唆，“不含人工合成色素与人工合成香精”，像绕口令，读起来没有美感，但是你还就是要严谨到每一步，才可能不被人挑刺。

方圆：遇到职业诉讼人，你们怎么办？

黄晓军：我觉得，大家来找茬未必是一件坏事，可以促进企业不断提高合规意识，但如果有的人靠找碴为生，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那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态。遇到这种职业诉讼人，我们不会一味采取和解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会有理有据地进行应对，举证抗辩。虽然和解给钱了事在单个案件上可能比应对举证抗辩更高效，但很可能会招致后面源源不断的没事找事的效仿者，这和有的政府不与恐怖分子谈判是一个道理。当然，如果万一真的被职业诉讼人找到了语言上的瑕疵，那就吸取教训赶紧改正，并且以后对类似问题加以防范。

方圆：作为企业法务，需要抱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做事情，对于年轻律师来说，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黄晓军：在公司法务的世界里，所有你面对的业务部门同事都是你的客户，经常活儿多得像雪片一般飞来。公司法务的职责，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把别的部门的麻烦事转化成自己的麻烦事，然后处理好这些事情，痛并快乐着。如果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法务的话，你会觉得很累，无论是非诉的项目也好，抑或是纠纷诉讼也好，越有责任心越累。

但作为法务要摆放好自己的心态，要换位思考自己的位置，法务部不直接创造产品，也不直接去销售产品，不直接创造销售收入和利润，但是法务可以通过防范风险、通过为业务部门服务创造附加价值，这种服务的心态真的很重要，要有一种感恩的心态，才能做好服务。

当然，法务对关键风险还是该踩刹车就踩刹车。比如对广告用语的审核，我们有绿灯、红灯和黄灯的规则，如果是绿灯，就说明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法律风险；如果是黄灯，说明会存在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会给出一些建议，与业务部门一起考虑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也是法务创造附加价值的一种方法，让它由黄灯转为绿灯；但是红灯的时候该喊停也必须喊停。当然，在亮红灯时，也要尽最大可能帮助业务部门考虑合法、合规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地说“No”。

方圆：你认为什么样的法务人员可以撑起一个团队？

黄晓军：我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做硕士生的校外导师，我经常会与学生聊起职业生涯规划的事情，我觉得首先要摆正态度和了解自己的职业规划。以我的经验来看，1至3年是入门阶段，3至8年是中间阶段，8年以上可以称为资深律师，12年以上可以到法务总监或者总法律顾问的阶段。

可能一些年轻的律师心态比较着急，很努力，也考了很多证，但是我想说，律师工作其实和医生、会计师等专业工作一样，只要你是在努力工作，随着时间的积累和工作量的积累，你的经验和能力也会得到同比例的积累，你的价值也会得到提升，一分付出换得一分收获，某种程度上讲是相对公平的职业。年轻的律师不要那么着急，还是要努力地工作，一步步经历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不过也要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享受生活。

方圆：你业余生活怎么减压？

黄晓军：法律相关工作的压力比较大，我减压的方式会看看电影、看看美剧，看一些悬疑、魔幻或者惊悚片，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想感受到的情绪，可以在看电影、电视剧中让自己的情绪在剧情里得到发散。最近我把手表摘了，带了小米手环，希望每天可以走满8000步，也算是一种锻炼，毕竟要把法务工作做好，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来源：方圆律政  作者：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