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苏宁易购的股权转让事件一波三折。
2月25日苏宁易购在深交所停牌，随后曝出其即将出售20-25%股权的消息，这意味着，张近东有可能会彻底失去对苏宁易购的控制权。一时间，众说纷纭，苏宁资金链紧张等各种消息满天飞。
到2月28日晚间，苏宁易购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近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宁控股集团，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苏宁电器集团，西藏信托于2月28日与深国际、鲲鹏资本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拟将所持公司合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23%的股份，以每股6.92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国际和鲲鹏资本或鲲鹏资本指定投资主体。
很快，各大媒体纷纷报料。深国际是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国际”）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国际是一家以物流、收费公路为主业的企业，深圳市国资委通过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深圳国际约43%的权益。而鲲鹏资本是一家成立于2016年的国有独资股权投资公司，深圳国资委对鲲鹏资本持有100%的权益。
一切变得明朗起来。深国际和鲲鹏资本股权穿透的控制人均为深圳市国资委，原来是深圳国资接了盘，拆资148亿入股了苏宁易购。交易完成后，苏宁易购的前五大股东将变更为淘宝、张近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鲲鹏资本、深国际和苏宁电器集团。苏宁易购3月1日复盘后，股价立即飙升。
而到了3月2日，深交所又对苏宁易购下发了关注函，要求苏宁易购说明本次交易对手方深国际和鲲鹏资本或鲲鹏资本指定投资主体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如否，请提供证明材料。苏宁易购称，公司将变成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当然，最终还要看苏宁易购的正式公告。
如果确如苏宁易购所宣称的，公司将变成无实际控制人状态，那留给大众的谜题将不减反增。
深圳国资入股苏宁易购，如果深国际和鲲鹏资本并非一致行动人，那深圳国资本次接盘苏宁易购23%股权，难道仅仅是深圳国资的一次重大的战略性投资？又或是深圳国资进行国资民企双向混改的一次大胆尝试？
交易成功后的苏宁易购，又将采取怎样的公司治理模式？张近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加上其苏宁电器集团的股权，能否让其继续主导苏宁易购未来的经营？而国资又如何通过此次战略性投资、双向混改，盘活资本，获取双赢？
这些疑问，都需要时间去给出答案。而事实上，如何更好地盘活国有资本，一直是国资改革的核心问题。深圳国资的此项举措，或将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一个新的范式，或将成为“国民共进”下的双向混改的新标杆。
国资国企改革正如火如荼。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给国企注入新的动力，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最大亮点，也是本次国企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此次深圳国资入股苏宁易购，也必将引发我们的深度思考，国有资本也好，企业资本也好，社会资本也好，究竟应该如何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关键的杠杆效应？如何在创新改革模式中树立“国民双进”的混改标杆？
广义的混合所有制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域范围内，所有制结构具有非单一性，即在所有制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既有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又有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也包括拥有国有和集体成分的合资、合作经济。
据此，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不同所有制资本之间的融合，即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以是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融合，也可以是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的融合。本文探讨的案例将从广义的角度进行拓展，但着重分析公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融合。从混改目标上看，混改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有机混改。
二是混改是一个国企持续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长效机制，最终是国企与民企长期关系的构建，比如国企做基础研发、做装备，民企经过研发和装备，做最后一公里。在基础设施上，国企做长期的、早期的，民企做成熟期商业价值获取，但是对国企的补偿机制需要考虑。
三是打造国企有控制力的供应链，产业链，生态链。
如下图，混改最终目标是通过开放式重组、企业上市、员工持股、引入基金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最终打造一个强有力的有机供应链、产业链、生态链。
混改打造国企“三链”
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有意识的、主动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的，在公司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使公司股票价格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市值管理对股东、公司、投资者和高管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市值指标，能看出一个上市公司价值的大小、实力的强弱、未来的发展潜力。市值管理的好坏关系到公司股东的收益、融资效率、股权激励计划最大效能实现与否，也关系到收购目标公司成本的高低、公司的竞争力提升、公司的行业整合能力。
市值管理模式与环节
通过混改强化市值管理，需要将财务型价值驱动和非财务型驱动的价值结合考虑。在财务型驱动价值上，考虑在业务收入、边际利润、投资回报、资本收益上能不能通过混改提升收益率。在非财务型驱动价值上，考虑能不能通过混改，提升公司的信用、强化公司的行业地位。
通过混改强化市值管理
中央推混合所有制，显然有两重目的：一是引入更制衡、更有机、更创新、更能进化、更市场化的制度及制度创新能力，这是我们常说的机制体制创新；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既做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要实现国有资本的放大、引领、带动、驱动效应最大化。
也因此，中央对混合所有制的思考从体制高度和资本高度展开。我们必须理解，在资本层面，不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把国企做小，也不是简单意义上将国有资本总量做大，而是让国有资本在高杠杆点、高敏感点、高价值点、高驱动点、高创新点上精准布局，驱动中国经济向好、向上、向优，绝不是一混了之！
可是，在混合所有制的推进中，出现了一些中央不愿意看到，各地也很迷茫的问题：
第一，混合所有制仍然脱离不了私有化嫌疑。从中央到地方，屡次强调本次混合所有制既不是、也不能办成私有化，而在很多地方，却真的搞成了新一轮私有化。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第二，混合所有制混了资本但缺少机制创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反向思考一下，引入民资就一定能激发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吗？只有民企才懂现代企业制度吗？民企进入国企马上就能树立现代企业制度吗？如果不是，这个神秘的现代企业制度到底藏在哪？
第三，混合所有制没有真正引入稀缺的资源。企业家们、高级管理者们、已经完成了一定的社会财富积累的人们，可以通过股改等形式搭上混合所有制的顺风车。但是真正稀缺的，比如拥有卓越创新能力、经营能力、管理能力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这是此轮混合所有制最大的问题。
第四，混合所有制带来的管控能力下降问题。多地国资委发现，混合所有制之后对国企的监管力、控制力急速下降，管控能力建设任重道远。
基于这几个问题必须深入思考，到底是什么让混合所有制的好经被念歪了？
纵观各地的国有资产评估，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国有资产中的隐形价值、根本性驱动力并未得到充分评估。评估一般只针对实物资产，而无形资产、人文资产、原产地印象、保密配方、行业地位、独特要素占有、独特资源占有、历史形成的品牌影响力，还有大量无法直接评估的特殊资产，都未能得到充分评估。
即使是高度市场化的上市公司，其市值表达也有充分不充分的问题，还有各类无形资产、未充分表达价值资产的扭曲因素，不能简单的认为市值就等于公司资产。
有人说，如果价值充分表达，而资产又不打折，民企凭什么参与混改，总要让民企获得一定利益吧？可见，众多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利好、未来、预期、通过改革爆发出来的能量及对旧体制思维产生的改变，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和预期。国企也没有引导民企充分关注这一点，只是通过心照不宣的资产评估，以利示人而已。古人说得好，“以利示人，财尽而交疏”，资产评估问题不解决，混合所有制的未来就是没有未来。
国有企业不善于路演自己改革后的可能性，不善于展现自己通过制度创新开拓出远大的未来空间，那么民企除了占便宜式参与混合，别无二途。
既然资产评估中存在显性或隐性、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不对称，还混改的什么劲？答案是，混改是打破固有的薪酬、奖金限制的抓手，可以开展合理的薪酬改革，甚至民营企业也会实施股权激励。很可笑，但也侧面说明了国资国企改革中的艰涩和无法言表的痛苦。对所有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对高贡献人群统统进行股权激励，是应有之义，但国企的体制导致不可能完全做到。
通过混合所有制，以“特权”的形式做到了本该做到的事。既然是特权而不是普遍实施，那么混合过程中、资产评估中就会存在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混合后的薪酬改革、股权激励就多少会带有利益输送特征。
国有资产评估中一些低价值资产、低效资产、无未来资产的“正常评估”，是国有企业乐见的，而且此类资产多与优质资产捆绑在一起。由此引出了国有资产评估中虚高问题、水分问题、不同视角下资产估值问题。当前的国有资产评估，主要以账面兼资产、一般意义上的公用评估方法，或者上市公司市值导向的评估方法为主，如果看不透背后的逻辑，民企也就只能吃亏了。资产评估引发的后遗症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各地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噤若寒蝉，一是害怕秋后算账，二不敢开制度先河。
怎么解决真正的创新者、创业者、高潜在价值者融入混合所有制？仅仅是混货币资本，价值非常有限。国有企业缺的是一点钱吗？是民企一些市场化的做法吗？国有体制做不到，借混改转变决策机制和追责方法就能做到吗？
不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混合所有制还在货币资本上打转转，如何把科研成果、专利、知识产权、模式、创新能力、管理能力、经营能力、并购能力、市场拓展能力、互联网营销能力等经营、管理、创新资本当成混合的对象，与各种资本广泛混合，是本轮混改最大的难题和焦点。如何把真正对企业创新有深刻价值的青年人、创新者、理解新经济的人融合到此次混合所有制的洪流中，最大程度激发其潜力、归属感，使之创新贡献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资本的高驱动力、高创造性、高带动力，是必须尽快破的一个题。
四川创新改革试验区的科研人员在职创新成果确权，广东创新改革试验区的创始人利益资本市场保护，都是有益的创新，可惜的是仅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的管理层持股上放开了一些尺度。我们需要在根本上、更大层面上呼唤混合资本，不唯一是货币资本，管理资本、创新资本、经营资本都必须是混的对象，唯有如此才能将混合所有制推向新的高度，才能创造红色Facebook、红色推特、红色IBM、红色苹果、红色高盛。否则，将一直是用混合所有制修正国有企业的若干制度缺陷和漏洞，使国有企业滞留在模拟的市场化制度，不可能和真正的市场化企业竞争，更不可能引领产业、引领创新。上港集团罕见地把70%的员工（数万人）通过混合所有制变成企业的股东，这近乎于在探索一种更广泛、更群众化、更深度、更具凝聚力、更有获得感和归属感的劳动密集型、技能密集型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形态。这样的创新太少，需要大把类似的创新。
二级公司混改后母公司控不住，母公司混改后国资委控不住，此类现象在各地大量发生。原国有企业产权代表和管理者们对国有体制的怨言和不满乃至厌恶，在混改后加倍放大，去国企化、去管制化气氛立即形成。国资委对混合企业管不住、控不住，势必会成为常态课题。国资委产权代表管不住，派出董事管不好，派出监事管不深，监管制度跟不上，考核评价不及时，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民营企业也豁然发现，非得要民企控股才能让企业焕发生机，只要还是国有控股，就会既想在权力、待遇上享受国企的好处，又想在激励、决策上享受民企的权力；既想享受民企高报酬、少追责方面的利益，又想获得国企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的隐形保护；既想拿民企的相对高薪，又想规避国资系统追责。这样两面讨好的事情，即使有，会长久吗？所以民企也琢磨透了，遇到混改畏缩不前。
当然，类似中石化这类系统太大、利益太大、商业格局太大、可整合空间太大的企业，将油品体系的加油站、加油卡、便利店等低流动性、低价值、低创造性资产通过混改充分激活，使民企看到了合作空间和产业未来。其他混改中，民企仍然发现还是自己控股较好。当然，占便宜式混改目前要远多于看未来式混改，所以怎么念好混改这个经，任重而道远。
众所周知，混改一直是国企改革的重头戏之一。在中国联通、中铁总公司等央企相继取得重要进展后，浙江、云南、山西、陕西、广州等地纷纷推出混改项目或召开会议推进改革，地方国企混改进入加速阶段。
单从数量看，我国地方国企混改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然而，很多国企混改后的成效，却离公众的预期有不小距离。究其原因，许多国企的混改，只是“形式上的混”。虽然引进了社会资本，但这些资本的话语权很小，混改企业的经营机制仍是“老一套”。国企混改未能引进民企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也自然无法发挥“1+1>2”的作用。
而在这些地方改革行动之前，在10月的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副总理刘鹤就提出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国企改革思路，要求国有企业扎实推进改革，大胆务实向前走，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必须要从“混”的表象走向“改”的攻坚。
一言以蔽之，“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要‘混’，更重要的是‘改’。”国企在顺利完成“混”的任务后，还要纵深推动“改”的攻坚，不能只停留在“混”的表象，更不能“混”与“不混”一个样，也不能“一混了之”。
我们都知道，地方国企已成为中国经济中非常独特的存在——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有一套国资国企系统，他们撑起了本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当然，还要加上综合统筹的全国性项目、产业性项目方面的央企作为）。这样看来，一地国资国企服务一地发展，服务于主官的经济建设思维，服务于地方发展的规律与节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乃至铁律。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今天我就和大家探讨一下，各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混改成为国资国企乃至地方经济发展的发力点，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一，深刻地看，地方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有助于地方国企走出其与地方过于紧密的、同周期、共盛衰的周期困境。简单说，地方好，地方国企尤其是平台型公司日子过得就好；反之，地方国企尤其是平台型公司就要勒紧裤腰带。资源型地方的资源型企业，城市化进程先锋地方的投融资平台，高度依赖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区域的基建类平台企业，通过多类园区大干快上、通过渐进式产业转移用比较优势振兴地方的那些政府服务型平台企业，都经历过与地方经济发展高度共振、共荣共衰带来的被动化发展的局面。
引入混合所有制，不仅是引入了第二生命周期，引入了行政加市场两条腿走路，更引入了短期内靠行政、靠服务地方、靠地方红利驱动发展，中长期形成市场化机制、练内功适应市场，通过异地陌生环境下、开放机制下也能生存的机制与能力，是自己走上可持续、可市场化之路。这是地方混改的第一个动力——去单一周期，实现多周期、复合化、市场化发展。
第二，地方国企坚定服务于地方发展，而从负面理解，事实是地方所有的大资源、大项目、大平台、大机遇均被地方国企一拥而上、密不透风地瓜分。这既造成了地方在资源配置、财富分配、税基税源培养、产业促进发展、产业生态丰富性上的重大缺憾，也造成了国有企业只要傍上政府、忠实服务政府发展，哪怕造成再大亏损，也能被政府用其他变相资源注入对冲，以及各种方法兜底。引入混合体制是对这种封闭化发展、单一化发展以及政府、行政、伪市场旋转门式发展路径的有效修正。在客观上也会使地方市场更开放、税基税源更丰富、财富分配链条更长、产业生态培育更丰富。
第三，地方混改既会引入央企、民企、外资，也会促进国有企业自身在不同产业板块采用不同的持股形态乃至于退出。这里既有国企逐步退出自己不擅长、作为小、引领价值小、收益风险不对等的领域，也有趁此势头将国资结构配置得更合理，更充分关注对本地有战略性、引领性、高驱动价值的产业，退出市场可替代、民营可替代的产业。未来的竞争将进一步依赖于人口红利、资源占有。
第四，国企善用混合所有制，不仅是依照自己的战略规划，在不同产业板块引入不同外部资本，驱动自身体制由下而上革命，更在于国企充分理解混合所有制的内涵：”资本合”、“股权合”是第一层次；与社会资本进行多层次合作，PPP、TOD都是可能的路子，这是第二层次；国有企业的供应链中有外资、民企、央企，反之，这些资本的供应链中也可以有国有企业的参与，这是第三层次；在跨地发展、全球化发展中，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外资四种成分之间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式商帮，互助互促，各取所需，各显其能，利益最大化，这是第四层。这四个层次的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摆脱今日之束缚，踏上明日新发展征程的组合拳，是可选择的工具箱里最可发挥的新组合。
第五，混改充分激活了国企的想象力，把国企闲置或低效土地、厂房、设备、产品、原料、设施、场地、知识产权、专利、牌照、人员、渠道、债务、代理权、经销权、矿产权、探矿权、商誉等资产进行多种方式的盘活和配置。不是一个国企拿出几块资产，与民企组成若干合资公司，而是国企以自身所有资产中自身经营不好、经营不善、经营不优、经营回报不高、经营创新性引领性服务性支撑性不足的所有类似资产，拿出来与各种各样的资本进行各种合作。
第六，混合所有制更广义地看，不光是与央企、民企、外资的“资本合”，而是更广泛地把人力资本、管理资本（模式、制度、体制、创新、流程、先进做法、最佳管理实践）、经营资本（并购、整合、品牌、研发、供应链、生态链运作、效率、成本、大数据）、创新资本（知识产权、创新认知、创新人员、创新知识库、其他创新因素）等，这些企业经营所需的各种核心要素，都视为混改的重要对象。
第七，混改之所以成为下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最核心抓手，恰恰是因为混改具有可以被再定义、被泛化、进行多样化选择的特征，可以借助混改的名义旧瓶装新酒，发挥创新国有资产激活方式的作用，是国有企业打破约束与极限的改革之路、克服国企各种体系弊病的颠覆之路。
但凡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创新、突破使自己上台阶，突破束缚乃至挣脱约束的方式，都可以在混改中找到，都可以通过混改实现。一句话，混改是个筐，啥都可以装。
改革到今天，大政方针已定，剩下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同时也意味着，最后一公里往往投射出最根源的、本质的、相互牵绊的制度性、管制性乃至国资管理体制深处的问题，也往往反映出国有企业特殊体制与所谓完全无界定的开放、理想市场化的冲突（事实上，并不存在完全理想的市场化，只存在各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自定义的市场化）。
但是，企业经营一直有一个更开放、更民主、更尊重企业局部选择、更尊重消费者局部选择、更尊重企业运营过程中满足社会所需的基本规律。最后一公里，看似只需要把大政方针执行到位，事实上会反映出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仅凭国企本身将管理细致化、精细化、落实化、执行力化，并不足以克服根子上的问题。
所以混改就成了用倒逼的手法、变换轨道的手法、绕过体制机制缺陷的手法实施自下而上促进国资国企改革的社会实践集成器。只有大量的混改实践海量堆积，倒逼出、实践出若干国资国企改革重大调整所必须遵循的规律的时候，混改的基层实践和倒逼作用才会让位于市场化、活力化、生态化、组织智商化的常规混改思路。
文章来源：华彩国资透视
010-57804780